引子
如果问，中国排名第一的大学是哪一所，国人可能会在北大和清华之间犹疑。如果说，湖北省名列第一的大学，是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恐怕有些不服气。论综合实力，无论如何，武大还是略胜一筹的。但是，要是问起，武汉湖北省级示范幼儿园名列第一的是哪一所*。你知道吗？
长江浩浩荡荡，从发源地格拉丹冬雪山的沱沱河出发，自西向东，从上游狭窄的三峡夺南津关而出，流势骤然减缓，再从三峡大坝流出，开始转为长江中游。一路奔波，途径江汉关的大钟楼，就到达武汉了。大钟楼下是汉口的第一条大道——沿江大道。沿江大道一边是繁花似锦游人如织的江滩公园，另一边跟沿江大道平行的，有一条长长的街道，平日里安安静静的，叫洞庭街。在洞庭街跟黎黄陂路的交界口，有一个幼儿园，2019年被评为武汉市省级示范幼儿园，名列第一。那是我人生启蒙的源头，我的母校——“健康幼儿园”。
健康幼儿园的办学时间很长了，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十个年头，全名是武汉市直属机关健康幼儿园。是武汉市解放后人民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幼儿园。曾经为解放新中国、建设新武汉的那些南下干部的子女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健康幼儿园在七十年的风雨历程中，迎来的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幼儿，送出的是活泼聪颖、人格健全的孩子。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感动，有多少人和事，让人回味，引人遐想...... 健康幼儿园，酿造了我第一桶人生甘醇的老酒，沉淀了我一段历史浓厚的岁月。
一个老汉口人，问路时，不讲东南西北，而讲上下左右。原因是汉口不像北京、西安、洛阳等北方城市，四四方方，坐北朝南而建。汉口主要的方向，是随长江的走向而定。往上游走（东北方向NE）叫“往上走”，往下游走（西南方向SW）叫“往下走”，从上下走中再分左右。从地图上看，长江在武汉这一段基本上是南北为主的。清晨，我站在汉口江滩公园的长江边上，隔江遥看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体检那“日出江花红胜火”的诗意。广义地讲武昌应该属于江南，面对朝阳，自然而然，对岸的武昌就在江东了。东南西北的方向感，直到上了地质大学，到过北京，经过野外测量实习的锻炼，我才逐步建立起来。
顺着洞庭街往下走，经过原法国领事馆那栋幽静的深宅大院，马路对面就是一组三层楼的建筑，其中，尤其以哥特式的尖顶而鹤立鸡群。那就是50年代我的家，原俄国茶商李凡洛夫的别墅。因为离家近，走路不到半个街区，几分钟就到了幼儿园，所以从记事起，我就是自己一个人蹦蹦跳跳到幼儿园去的。据说，早期是姐姐带我上幼儿园的上小班。但是，这些我都全然不记得了。
严格地说，健康幼儿园是在洞庭街、黎黄陂路和鄱阳街交叉口。这里曾经是俄法租界交汇处，充满欧洲异国情调，历史氛围十分厚重。以至于我到南美旅游时，尤其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头脑中经常就浮现出汉口老街的影子。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栋巴公房子，位于洞庭街与鄱阳街的交会处，一幢巨大的红砖老房子，特别惹眼。远远看去，它就像一艘彼得大帝行驶在海面的大船，船头将街面往两边劈开，街道朝五个方向呈星状辐射。健康幼儿园就在五星的一角。
黎黄陂路，武汉人称之为“最袭味的一条街”。这条街以前属俄国租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租界，改称黎黄陂路。为的是纪念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我所在的小学，就是以此命名的。站在这条街上，你可以闻到武汉特有的辛亥革命的硝烟。江边的黎黄陂路口，原来是华俄道胜银行旧址，现在是宋庆龄汉口旧居纪念馆。从江边往里走，一直通往中山大道——老汉口最繁华的街道。一路上，你首先碰到洞庭街，在这里跟健康幼儿园相遇。
穿过洞庭街，可以看到一个据说是“现代风格的古典主义“建筑，美国海军青年会旧址，当年是美国水兵打球玩乐的俱乐部。1938年抗战期间，这里见证了西方记者的谈笑风生。1966年文革期间，这里曾作为红卫兵的纠察队总部，与北京的”西纠“南北呼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小将，把破四旧的战利品堆放在这里。现在，成为了武汉基督教教爱国会。路上还可以看到原俄国巡捕房旧址，这个我当年不曾注意的地方。但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少时就耳熟能详、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诗句，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地方。原来夏明翰烈士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被捕，当时就被关押在黎黄陂路上的俄国巡捕房。
随着时光继续前行，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共武汉市委，还有后来的中共江岸区会，也在这条街上。再往前，过了胜利街，就是我的小学——黎黄陂路小学。这条街上还住有不少我的同学，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有。今天，这里已经改成步行街，石块铺就的路面上，各种民国风情的设施点缀在一栋栋俄式建筑之间。人们在这里漫步和小坐，可以暂时忘掉车水马龙所带来的市井喧嚣，重拾老汉口曾经的慢生活。但是，沿路的咖啡店，林林总总的酒吧、茶点、发型屋、餐饮私厨等，到处都游荡着青年游客青春靓丽的身影。这些和在老屋前执着拍摄婚纱照的摄影组，以及艳妆婚纱打扮的女士一起，赋予这条街道以新时代的气息。从前的那条静谧私藏的小道，还有遥远的俄罗斯茶马古道遗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从幼儿园出来，跨过马路那边的巴公大楼，对面就是鄱阳街。那里有一家老汉口人都知道的俄国糕饼点心店“邦克”，有点像英文的 Baker。橱窗里总是陈列着点心，如新出炉的面包，松松软软的可口，焦黄的面包皮上面还浇了一圈奶油。还有像三明治那种的三角夹心蛋糕，两边是芳草香味的蛋糕，中间是一层果子酱。最馋我的是哈斗，圆圆的酥皮里面是一块正宗的乳白色奶油，嚼一口，又软又香。那时候的我们，平常是吃不到这种奶油点心的，所以，我常常在幼儿园午休睡不着时，到邦克前面来逛一下，看着橱窗里各式各样的点心，在一饱眼福后，回到床上，闭上眼睛，让点心们一个一个地旋转出来，然后，咽一口吐沫，吃掉一个，慢慢地回味。直到心里甜了，梦也就香了。
那条路上还有近百年前，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记载。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那时也反蒋，暂时还没跟共产党撕破脸皮。当时的武汉中共中央旧址，以及中共中央长江局旧址都在这里。著名的八七会议会址就是在这里召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一路厮杀过来，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
还是从历史回到幼儿园来吧。原来开放式的大门，已经变成闭门紧锁的大栅栏铁门。很想进去看看，可是，没有传达室那样的边门，也看不见守门人。面对大门的森严壁垒，感觉像监狱锁住了我的记忆。右手路边曾经的中原电影院，也消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见几个建筑工人在那里进进出出，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当年，就是在这里，我看过许多电影。印象深刻的有“红霞“，一部江西红军苏区的电影，相信，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部电影了。
还有一部就是“神笔马良”。小时候最佩服马良那只画物成真的神笔。有些镜头至今还在脑海中盘旋。马良在大海里画了一座金山，又画了一支大木船，载上贪婪的皇帝。再画了几笔风，大木船就开动了。皇帝嫌船走得太慢，叫马良风大些！于是马良加上几笔大风。大海不安地吼叫起来。皇帝害怕了，大声地喊道：“风够了！”马良装作没有听见，不停地画着风、画着风。风更大了，吹来了乌云，电闪雷鸣，下起暴雨来。海水发怒了，把船掀翻了，皇帝也沉到了海底。那时的我，做梦都想得到这样一只神笔，画我向往的东西。如今，站在幼儿园大门下，我很想拿起马良的神笔，画上原来的大门......
大门口，还是那个看大门的老爷爷，高高黑黑的，很威严。老爷爷管着一只大猴子。大猴子关在一进门左手边的笼子里。那个笼子很大，跟动物园关动物的笼子一样。大猴子很厉害，看见我们小朋友近前，就会跳过来，抓住笼子的铁丝使劲来回摇晃，还发出尖利的叫声。很多小朋友都怕这个大猴子。小时候的我，虽然不算胆小，但是面对这只大猴子，心里还是很紧张的。这时候，老爷爷就会过来，大声地吆喝猴子。猴子就从铁丝上下来，乖乖退回到墙边，同时还愤愤地对我们张牙舞爪。悄无声息中，老师就会出现在身后，摸着我的头说：“你又在撩猴子啦”。我就会垂头丧气地回到教室里去。
这次回国，去成都游玩，拜访了峨眉山，见识了有名的峨眉山猴子。听人说，它们会肆无忌惮地抢夺游人物品，然后在呼啸声中，沿山路扬长而去。为此，我们还“被”购买了“猴子保险费”。看到峨眉猴，不觉头脑中就浮现出幼儿园看大门老爷爷的画面。有他老人家在，还能让猴子翻了天？至少，能省去我们买猴子保险费的钱呢。
还记得我们的老师一位姓戴，一位姓韩。戴老师圆圆的脸，总是带着安详的微笑，平静中带着威严。戴老师从来不大声说我，因此我喜欢戴老师，同时也尊重她。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边还是有些怕戴老师的。韩老师比较瘦，平常很严厉，眼睛里好像总是闪着智慧或者狡黠的光。韩老师抓住我调皮捣蛋的时候，会狠狠批评我，但是很奇怪，我却不怕她也不恨她。不知道，是不是她们当年的教育风格潜移默化地给了我为人师表的榜样，以至于多年后，我站在大学的讲台上，面对那些机灵古怪、调皮刁钻的学生，我都会善意地去跟他们相处，从不让学生们感到难堪。
虽然我比戴老师要年轻一辈，但是在记忆上，戴老师要比我好一倍。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经历了那场文革混乱的洗礼，我从汉口洞庭街的家灰溜溜下放到宜昌的镇景山，然后又奇迹般地回到武汉上学。武汉已经不再是家的所在，对这个城市我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有一天，在一辆公车上，我正无所事事地随着车辆在摇晃，忽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想起：“你是xx吧？怎么，不认识我了吗？”看着旁边站着的人，天哪，这么熟悉的声音，那么安详的微笑，是戴老师！魔术一样的出现在眼前。仔细看去，戴老师已经不再年轻，齐肩短发梳得还是那么条理清晰，但是已经有了灰白颜色，眼角也开始出现鱼尾纹。关键是在于我，从当年的一个小毛孩子，成长为一个青年大学生。经风雨见世面后，身体和相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下巴上已经逐渐冒出标志着成熟的小胡子。一晃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戴老师竟然还能在人群中，认出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我来？！
自从那次车上见面，一晃，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到健康幼儿园去接我哥哥的女儿，又遇见了戴老师。侄女告诉我，戴老师是幼儿园的园长了。戴老师对她说，当年你姑姑（我姐）和叔叔都是我的学生，都是这个幼儿园毕业的。是啊，时光真快，一晃就是两代人了。从幼儿园毕业后，我基本上很少跟戴老师接触。几十年后，她老人家还记得他的学生，着实在让我感动和钦佩。在这里，我也想告诉她：戴老师，六十年后，不管你在哪里，你的学生我还记得你。
幼儿园的同学，毕业后大部分失联，好多连姓名都记不得了。有两个同学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是住在黎黄陂路上的同学，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都是同学。那时的我们非常要好，经常相互串门。我父亲行伍出身，家中少有文学方面的书籍。书柜里除了马恩列斯毛那些大部头以外，小时候的我能看的只有：“红旗飘飘”、“红岩”、“十万个为什么”这类书籍。记得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他们家书柜里翻到了一套三本的“水浒传”，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冲雪夜上梁山、到吴用智取生辰纲、景阳冈武松打虎，看得我手舞足蹈，恨不得跟梁山好汉一般，看到歹人，就大喝一声：“呔，你这厮哪里走，且吃我一拳！”去行侠仗义替天行道。这是我小学所读的第一本大部头小说，开启了我对“古书”章回小说和中国文学的爱好之门。此后，我就不再对课本感兴趣，而敢于一大本一大本囫囵吞枣般地看小说了。只可惜到了四年级，他转到别的班级去了，上中学又不在一个学校。后来文革中，自打我家被从武汉扫地出门以后，我们就逐渐失去了联系。近来在小学同学聚会上提到过他，同学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那个幼儿园的同班同学。
还有一位幼儿园的同学，毕业后跟我同一个小学，只是我们不同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在一班，他在二班。除了同学之外，我们还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近邻。当年，我们那栋李凡洛夫的别墅中间，洞庭街70号，一共住了三家人，一楼住了一户老红军，二楼是他家，我家住三楼。每天，上学放学，上楼下楼都要经过他家。今年回国，我第一次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半个世纪之后，有些同学仍然在汉居住，一部分同学已经在外地安身立命了。在汉居住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经搬离原址旧屋，住进了新的楼房。而我，就更不用提了，千里迢迢远渡重洋到国外谋生。正如三国演义所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社会发展和时间演变的必然规律。
此次回国，时值武汉准备迎接世界军运会，到处都在翻修。一日得闲，到儿时旧居看望，见旧居门前脚手架林立，工人正在进行外部维修。楼下大门敞开，不知里面是否还有人居住。摸黑走上二楼，一敲门，有人开门。一问，原来这里还住着我那位幼儿园的老同学。二人一见，我直呼：奇人、奇迹。半个世纪后，我围着地球绕了一大圈，回到小时候出发的原点。我的同学，竟然还原封不动地站在那里。那楼、那房、那油漆、那门窗、那地板、那楼梯，都是我离开时的模样，竟然一点都没有变化！OMG 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吗？我握着他的手，Yeah这是真的！他身旁边多了个小个子女人，那是他的女儿！这是我的梦里没有的。我上下楼的时候，还特意在楼梯上重重的踩了两下，竟然没有发出预料中吱吱呀呀的声音。楼梯还是那么结实，跟我小时候一个样。只是，我的腰和背，已经开始吱吱呀呀了。
直到现在，我坐在瓦蓝湖小屋的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心里仍然在惊叹着那个奇迹。我这位幼儿园的同学，晚我一年入大学，也是英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做着涉外金融业务工作，七十年代后期转做保险业务，是武汉银行保险业务的资深元老级人物。从那时起，他就做着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保险业务。他多次被派遣到国外独当一面。回国又是银行保险业务的老总。说起银行和保险公司老总，刚好，我有两个同学都在这个岗位上。一位小学同学，现在是平安保险公司驻香港老总，身价恐怕亿万。一位大学同学，曾任省建行行长，现在为中信某部门老总。一个个都是光鲜亮丽，出入有司机小车伺候着。一位老总手夹雪茄，嘴里冒着烟，轻飘飘地说着：现在$就是个No.，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另一个老总，在公司顶层花园阳台和豪华的私人餐厅宴请同学，喝着几千元的茅台，随口说着在庐山购买了何应钦的别墅，可以夏日避暑。我不愿私下揣测他们多么富有，但是，起码，这是当下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老总的常态。而我面对的这位幼儿园的同学，退休的银行保险老总，曾经的金融界大鳄，如今仍然住在那栋年老失修的旧宅。有一辆早期的上海桑塔纳旧车，正在维修着。而他的那些部属，早就是宝马、奔驰，再不济也是奥迪和皇冠地开着。住在这间原属市政府后转房管局的老房子里，他时常被房屋漏电、拆迁和搬迁的琐碎小事所烦扰。房间里简陋的几件家具，跟文革前一样。后院通往二楼的露天楼梯年久失修，被拆掉了，光秃秃的旧痕裸露在那儿，也没有人来安装。沙发前的茶几上，随随便便地放着饭后没有洗的碗筷，就如同岁月的流沙尘埃，静静地沉默着。唉，当年的保姆也不在了。
老屋顶天花板依”旧“，还悬挂着那架老吊扇。不禁又联想起当年在三楼踢毽子的事儿。由于蹦跳得太厉害，就像地球在玩地壳运动一样，地震的震源从楼上发起，引起一场“楼震”。结果是，老吊扇先是摇晃，像这次宜宾地震中摇晃的吊灯一样，当震级达到8级时，硬是把老吊扇从屋顶“震”了下来。当时的情景，把肇事者的我吓坏了。今天，坐在沙发里，回想“楼震”那情景，如同昨日。听完我的回忆，他笑笑说，他当时也在三楼踢毽子，也是楼震的始作俑者之一。住在当年老房里的他，清贫得令人吃惊，淡泊得如同止水。仿佛墙上龟裂的老油漆，脚下陈旧的老地板一样，跟那些住着金融大鳄老总金碧辉煌的豪宅相比，完全不入当代潮流。唯一不同的是，书桌上有两台电脑，是唯一跟上时代的标志，也是他做大脑运动的地方。他对电脑编程有一种特殊的近乎于入迷的嗜好。不像我，做了几十年的码农，也只是为稻粱谋而已。可惜，由于他的视网膜跟老屋一样的陈旧了，医生诊断不让继续“看”电脑。加上女儿严加防范，经常停机，以至于最后毁掉硬盘，终于隔断了他跟外部虚拟世界的数字联络方式。
现在他跟外界的联系，就是时而提着菜篮子，到菜市场去研究和解决三民主义的根基：民生的问题。或者，清晨，嘴里嚼着刚炸好的新鲜面窝，漫步在江滩公园。也许，看着涛涛而过的江水，叹一声“逝者如斯夫”。不知道是否会从那些江滩的雕塑中，联想到那个思考者The Thinker？会不会从亚里士多德联想到他的老师柏拉图和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这一切，都是我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仿佛回到半个世纪前，在大洋彼岸的灯红酒绿中，遥望着一个博物馆，于一片黑暗朦胧中，随着柔和灯光的照耀指引，仔细观看一枚寒武纪古生代三叶虫般的活化石。你说说，他是不是个奇人？当我们在那里云里雾里地聊天叙旧，追寻往日时光时，他女儿旁若无人，自顾自地卷缩在床上睡觉——不愧是奇人之女！
说起女孩来，从健康幼儿园走出来的还有一个当代影星，我们老刘家的小学妹刘亦菲。从首部电视剧”金粉世家“起步，就受到我的关注：武汉的小老乡。一路上武侠剧”天龙八部“、”神雕侠侣“，到剧情片《铜雀台》获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并身跨海外主演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也算是对得起健康幼儿园的期待：”今日你以健康为荣，明日健康以你为荣。“
八十年代去国后，便再也没有回过幼儿园。外表的变化太大了，从一层楼的建筑，变成了一座彩色的五层楼。不知道孩子们怎么爬上去。里面又会有哪些变化呢？记得以前的院子里，总是种着各种花草。有一种红色的花，里面有一个白色的花蕊。花蕊是甜的，于是我们会把花蕊摘下来，放在嘴里品尝那微甜的味道和花芯的清新，去理解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当然，这些是背着老师干的糗事。那时候伙食很好，毕业后我们在上小学时，才体验到”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记得，那时幼儿园自己磨豆浆，在厨房里有一个大石磨，一个炊事员伯伯把泡好的黄豆和水倒进石磨的洞里，另一个推着石磨旋转，于是，豆汁就顺着石磨流了下来。然后，把磨好的豆汁倒在一个大布袋子里，让袋子吊起来，滤出来的就是豆浆。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喝豆浆，大概跟幼儿园的经历有关。
幼儿园里吃饭时，老师把饭菜打在一个碗里，我们一个人一个小碗，坐在小矮桌上自己吃。“老师，我不吃肥肉，可以吗？”小时候，我不喜欢吃肥肉。吃饭时经常向老师打报告，申请不吃肥肉。但是，老师不允许。理由是不许挑食。那怎么办，我只好把吃到嘴里的肥肉，悄悄吐出来。然后趁老师不注意，推到小桌子的旁边。三下两下扒拉完了碗里的饭，就悄悄地溜了出来。这点初级小伎俩，自然是瞒不过老师明察秋毫的法眼。肥肉堆在我坐过的桌子上，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打报告，不是我，又是谁？结果当然就是严肃地批评我了一顿。下次吃饭碰到肥肉时，我也不打报告了，免得引起老师注意。而且，作案手段更为隐蔽。将肥肉吐出来，扔到地上。这回桌子上没有“赃物”，就没有“罪证”了。得意了没有几天，打扫清洁的大妈给老师汇报说，教室的地上老是有些肥肉，怎么回事儿？绕了一圈，肥肉的问题，又回到我的身上。在老师严密的注视下，当我再次往地上扔肥肉时，被逮了一个“现行”。挨批是冒得话说了。肥肉，这该死的肥肉怎么办呢？经过使劲转动我那童年发育不完全的小脑壳，终于发现问题所在：每次作案都是由于肥肉作证。如果能够销赃或者毁灭罪证，那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下一次，在偷偷把肥肉吐到地上时，赶紧用鞋子踩在肥肉上，并且，还要来回的捻搓几下。这时候，肥肉的物理外表特征，就由一个颤悠悠的白色块状物体，变成黑糊糊粘在地上的一条油印子，以及一团卷曲的黑色不明物体。这，总不能叫肥肉了吧？最后，还不忘再加上一脚，把那个不明物体踢到别处去，千万不能留在我的饭桌下面。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说：这是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当然，我就是按此“方案”如法炮制具体执行的。不过，“智取威虎山”还有句话说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当然，聪明如你，一定能猜到结果：老师是如何在黑色不明物体的迷踪里，破获这桩”肥肉案“的。
回想起来，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直到毕业后，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几回梦里都在想肥肉吃。经过在食堂里吃糠咽菜，回家喝杂粮粥，每天的定量食不饱腹，这才想到当初有肉吃，还挑肥拣瘦的！人，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糖水，是泡不出成熟和长大的。
今天的健康幼儿园有音乐舞蹈室、图书室、电脑室、多媒体电教室，还创办“小朋友”电视台。这些现代化的设施，都是我们当年没有的。但是，我们那时的各种活动也很丰富。我们在幼儿园学习了拼音字母，直到现在，我还在用这个幼儿园学来的本领在打字。我们还学习了算术，其中有100以内的加减计算，还有背诵九九乘法表，早就超出了两个手十个指头的计算。虽然那时不明白算术的用途，可是为我今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我在码农IT 界的0101中挣扎时，我为曾经有过的幼儿园训练而暗暗高兴。当我看到收款台后服务员，慢吞吞地算着几碗面、几个豆皮、几个面窝，外带几碗鸡蛋冲米酒一共多少钱时，我可以肯定地判断，她绝对不是我们健康幼儿园毕业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学过外语。那时中国跟前苏联的关系不错，有时候会有”苏联老大哥“来参观我们幼儿园。我学过的俄语有”打死一位大娘“（再见），"打我你死”（同志），还有“哈达拉说”（好）。为了模仿得更像俄语发音，我们故意把“打死”读成“得——拉——丝”，并在中间加上卷舌和弹舌音，让那位大娘死得很惨。
当然，我也学过跳舞和唱歌。记得老师教过我们跳蒙古舞。就是把双手别在腰里，上下臂膀呈三角形，然后用肩膀带动上臂，再到下臂，随着音乐让舞韵从腰部带动到腿部。至今我还记得那段优美的舞蹈音乐。如果舞跳得好，观众面前就是一个豪迈潇洒、活脱脱的蒙古人。只是，因为我天生缺乏文艺方面的基因，主要是爹妈也没有，所以，我一扭动，就像一个现代街舞生硬的分解动作，让观众大倒胃口，令老师只皱眉头。我这一辈子，跳过三次舞，一次是幼儿园的蒙古舞（被淘汰）。二是文革中学期间，到大街上跳“忠字舞”，那时是政治任务，不跳会是反革命的。因此，无论跳得好坏，必须参加，滥竽充数也行。后面的女生们在偷笑，我都知道。我只好在前面头也不回地大声说：“跳得不好也要看，不许闭眼睛。“再就是改革开放后，有一阵子，学校里兴起了跳（交际）舞热潮。我也参加了扫盲班。不过，经过几次踩女生的脚后，为了舞鞋，女同胞几乎不再与我为伍。有几次，我都是自己抱着椅子跳的。
唱歌也是一样，除了那首“ABCD”拼音字母歌，其它的都走调。记得在大华府中文学校服务时，有个获国家一级演员称号的著名歌唱家“玛依拉”，来我们学校任教。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斗胆报名参加了她的声乐课。“玛依拉”教我们唱歌如何运气，如何把口腔的气，由头腔到胸腔，最后运到腹腔。我努力模仿，认真练习，终于练得腹腔饱满。当我觉得有进步了时，请她来检查。她拍拍我的小肚子说，不是让你把肚子练起来，而是把气运到那里。一边说，一边指着她健美的小蛮腰，示范气是如何运过去的。果然，到底是专业的，她唱起来，挺胸收腹，既不费劲，又声音清澈，气息悠长。看着我逐渐隆起的小肚子和空空如也的腹腔，还有同学们颇有心得的样子，不禁感到灰心。人啊，有些生理特长的确是天生的，如嗓子好、个子高、记忆力好、艺术细胞超常活跃等。我一介凡夫俗子，再在怎么练习，恐怕也是赶不上架的鸭子。还是回到我天然的原生态，荒腔野调地去自由发挥吧。在这一点上，跟艺术上小有建树的小学妹刘亦菲一比，我真是给健康幼儿园丢人了。
上帝是公平的。在艺术细胞上没有给我的东西，为了平衡，他从别的方面补偿了我。例如考试，我从幼儿园出来后，一口气顺顺利利上到大学，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正规的考试。今天那些在补习班拼命学习，在考场上使出浑身解数，末了也考不上大学的莘莘学子，听到这个故事，是不是会羡慕得要死要死的。近来恰好看来一篇文章《他们的岁月》（作者：彭小莲）。摘录一段如下：
... 一天，一位朋友的孩子，一个在读的中学生对我说，她最恨的是上学，最怕的是考试。一到考试的日子就连着做噩梦，吓得她一身一身地出冷汗。不是梦见考卷上没有字，就是怎么也看不清考卷上的题目。四周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却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趴在桌子上，在那里“唰唰”地不停地写着；这时候，她又偏偏忍不住想上厕所，她真是恨透了自己。紧紧地抓着考卷想把它撕了，但是猛地感觉到，有人站在她的背后，是老师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在慢慢地爬上她的脊背，然后，一声不响地在那里冷冷地窥视着她。那对眼睛像是长在一条蛇的背上，一会儿穿过了她的身体，从她胸前爬了出来。眼睛趴在桌子上，直直地逼视着她。她吓坏了，感觉到小便已经滴在裤子上了，终于惊叫起来。这时，她被自己的恐惧惊醒了……她喘着粗气，张开眼睛，看着黑夜中的家。
...
幼儿园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的童话故事，如小布头奇遇记、木偶奇遇记，还有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等。关键是，那时的我，也非常相信这些故事。俗话说：信则灵！记得那时候有个“小铁脑壳历险记”的故事。讲的是有个小蚂蚁，有点小本领，能够用头撞到一根柱子，因此大家都叫它“小铁头”。小铁头有了这么点本事，就很骄傲。后来受了一个害虫的骗，上当吃了亏。结果是老一套，最后改正错误，跟大家一起打死了大害虫。我们幼儿园周围有个中南剧场，平时放电影，有戏曲节目时，就上演戏剧。当时的儿童剧院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戏。幼儿园组织我们一起到中南剧场去看演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铁头为了救小伙伴，用自己的“铁头”往石门一头撞去，结果那个石门真的张开了一个“大洞”。于是乎，众蚂蚁一拥而上，打败了大害虫，救出了小伙伴。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以至于至今尚不能忘怀。
那时候，时常用小手摸摸自己的脑袋，是不是也硬的像小铁头。一天中午，吃完午饭后大家午休。一看四处无人，我像小铁头一样，一头就往幼儿园的砖墙柱子上撞去。结果，柱子没有倒，我倒了。直接的后果是，爬回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下午。间接的后果是，脑神经记忆细胞链从此受损，记忆力就不好了。别人学一遍就记住的事情，我要三遍。同样学习一个东西，我比别人要多费三倍的精力。而且，我遗忘的速度也比别人快三倍。上帝看到我这样，只好给我开了绿灯，让我免去小考、中考和高考的烦恼。幸亏，当时没有给我们讲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古代著名的神话故事，否则，我可能撞的就不是柱子了。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幼儿园的老师们。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健康幼儿园五十年代的那一页历史，早就轻轻的翻了过去。曾经懵懵懂懂的童年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耄耋之年，仅作此文，以记录那段流金的童真年华。期待健康人集70年的渊源和积淀，在继承中发扬昔日的辉煌，为祖国培养出新一代的社会栋梁。
2019年6月19日初稿于佛州瓦蓝湖
2019年6月21日再稿于佛州瓦蓝湖
* 百科文库：武汉市省级示范性幼儿园名单 https://wenku.baidu.com/view/1e0eb1346edb6f1aff001f6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