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英语听力学习和训练，张汝康老师要求同学们尽量每人能拥有一部多频道的收音机，以便接收一些外国电台播放的英语节目。那么，问题来了，BBC和美国之声是不是属于敌台？到底能不能收听？
在1973年上半年的一次英语班全体班会上，辅导员李玉和老师正式宣佈：经向上级请示答复，除台湾台是敌台外，其他境外台均属外台。为了让同学们更准确地辩别岀台湾台的特点，喉音很重的李老师边吸溜着口水边强调说：“ 凡是广播一开头就说：共军弟兄们，这就是台湾台。” 当时我心里纳闷，我们收听的是英语台，又不是中文台。台湾台的英语节目怎么可能先用中文播放一遍“共军弟兄们"这五个字后，再改用英语播放英文节目，有意思。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嘴上哪敢说出来。
有人肯定会问我：李老师说话时怎么还会吸溜着口水？是这样的，李老师的右侧上牙床的两颗齿微微向外撇着，只要一说话，他似乎感觉到口水会因说话时嘴唇防护不严而产生外泄，因此，他只要说上几句话，就身不由己地要吸溜一下口水。
考虑到英语班的同学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买一部好一点的收音机，同时也是为了教学的需要，于是，张汝康老师决定自己动手建立一个语音室。
建一个简陋的语音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因为，当时武汉分院的教职工中就没人懂这玩意儿。怎么办？后来不知道是谁推荐的，曹亚军，郭凡民和孔繁津三人被选中，由张汝康老师跟学校要了辆吉普车，外岀参观学习去了。
又过了几天，我突然发现孔繁津的宿舍里和女生宿舍对面的教室里一下子摆放着好多电线，小铝盒和插座什么的。另外，还有一箱耳机。我对无线电这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想帮忙也不知道咋下手。曹亚军倒不客气，像使唤丫头似的，一会儿喊我：“ 张建，把这根线用钉子钉死。” 一会儿又命令我：“ 来，把这根线抻直啰！”
领导也多次到现场指导工作，他双手插着腰，像毛主席在延安和几个红小鬼说话时插腰的动作一模一样，中堂发亮，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地一个劲地夸着亚军和郭凡民：“你们这可是技术含量高的活儿，我们不懂的，还真插不上手。”然后在屋里走了个来回，左看看，右瞅瞅，然后转身走了。我一看这情况，心里想：曹亚军，得嘞，有本事你使唤使唤领导看看！俺不侍候了！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表面我却对曹亚军说：“ 曹桑，我的肚子咕噜咕噜的，米西得不好，要去‘大使馆’的干活。我给你找个花姑娘，不，几个花姑娘的帮忙地有！”
没等亚军同意，我走岀语音室，两步就走到女生宿舍门口，探着头对敝着门的屋里女生说：“曹亚军请你们过去一下。”我这一句话一说，嚯，屋里的几位女生听说亚军有请，就像听到了冲锋号似的，纷纷放下手中的课本和笔，有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有从床上下来的，忽啦啦地前涌后挤地全进了语言室。我心里那个乐，还是人家女生觉悟高！
语音室很快就建好了。
试播的头几天，效果不够。于是，张汝康老师便规定每天上午11点半到12点，做为雷打不动的集体收听外台或自已播放英语磁带的时间。
接下来有一天，同学们在语音室里用耳机收听节目的时候，耳机里传出来的全是嘈杂声和刺耳的尖锐声。
忘了出于什么原因，我无意间回了趟宿舍。大概是曹亚军和郭凡民太专心了，没有注意到我进门。我进门马上就发现，他俩躲在门后曹亚军的床上，亚军手里拿着台收音机，和郭凡民头挨着头地在鼓捣着什么。郭凡民抬头一见是我，立刻把一根食指立在嘴唇上，示意我别作声，接着指了指亚军手里的收音机。我一下子全明白了，耳机里传出嘈杂声的制造者竟是这两位在班里埋藏挺深的“阶级敌人。”
因为曹亚军和郭凡民知道孔繁津屋里的那台收放机的频道波段，因此，他俩就用自己的收音机，在同一个频道波段上来回滑动选台指针和旋扭，用这种方法产生嘈杂声。
这时，楼道里传来何大顺声音：“小孔，怎么杂音这么大？”紧接着，传来孔繁津的喊声：“亚军，亚军，你过来看看，咋回事。”
亚军听到孔繁津喊他，笑咪咪地颠颠颠地从门后出来，小跑到收放机旁，立刻，嘈杂声神奇般地没有了。曹亚军走到门口，大声说：“大顺，怎样了？”大顺紧跟着回答：“好了，挺清楚的啦！“
曹亚军微笑着，又颠颠颠地回到门后，接过郭凡民手里的收音机，亢奋地露出两个小酒窝，眼睛闪着光，对我和郭凡民说：“我让你们听，我让你们听！”接着，他用手一阵疯狂转动着旋扭，随即，语音室传来女生的尖叫声。我们三人用手捂着嘴，不敢笑岀声来，乐得眼泪都出来。
后来，这种现象还发生过一两次，每次都是在曹亚军和郭凡民的精准调试下，排除了故障，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称赞。在年底的选举中，曹亚军光荣地当选上了团小组组长。
